张全超
吉林大学教授,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副院长,吉林大学生物考古实验室主任,《人类学学报》编委
2022年是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格雷厄姆·克拉克(Grahame Clark)提出“生物考古学”概念(本文仅指对考古遗址出土人类遗骸的研究)50周年,在这一年中,我国生物考古学者开展了丰富且有深度的研究。据不完全统计,2022年我国学者发表生物考古学相关研究成果80余篇,出版专著4部,涉及颅骨形态学、牙齿人类学、古病理学、古人口学、稳定同位素分析以及人类文化行为与丧葬习俗等多个研究领域,在研究材料、研究思路、方法技术、国际合作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充分显示出了我国生物考古学发展的良好势头,也为世界生物考古学的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一、研究主题
1、颅骨形态学
颅骨形态学方面的研究论文有14篇,其中包括7篇学位论文。期刊论文中涉及的遗址主要有陕西旬邑孙家遗址 [1] 、统万城遗址 [2]、周原遗址齐家村东墓地[3]、新疆和静县巴音布鲁克机场墓葬群[4]、内蒙古毛庆沟墓地与饮牛沟墓地[5]、甘肃省肃北县马鬃山地区墓葬[6]、河南邓州八里岗遗址[7];学位论文中涉及的遗址主要有山西大同御昌佳园墓地[8]、陕西咸阳蒲家寨墓地[9]、辽宁沈阳孝信汉村墓地[10]、新疆吐鲁番加依墓地[11]、石河子十户窑墓群[12]、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乃仁陶力盖遗址[13]、浙江良渚钟家港新石器时代遗址[14]。各项研究主要从颅骨的测量性性状和非测量性性状探讨了北方地区先秦和历史时期各人群之间的迁徙和融合,此外,费晔在论文中对浙江良渚钟家港新石器时代人骨“古华南类型”特征也进行了描述。这些研究拓展了我国古代各区域人群颅面形态特征的认识。
2、牙齿人类学
牙齿人类学研究主要集中在牙齿磨耗、牙齿疾病以及牙齿残留物等方面,探讨了我国古代各个时期不同地区居民的饮食模式、口腔健康和生业模式。在牙齿宏观形态研究方面,熊建雪等对甘肃黑水国遗址古代居民的牙齿磨耗进行等级划分,并结合龋齿患病率,揭示了当时的混合经济模式和独特的饮食结构[15];原海兵等对河南郑州青台遗址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古代个体进行了患龋率的统计分析,推测该人群饮食中应包含较多的碳水化合物类食物,这一饮食表现应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黄河中游发达的旱作农业有关[16];陈晓颖等使用龋病、牙结石和牙齿磨耗这三个指标对广西扶绥新石器时代敢造遗址出土的人类牙齿进行分析,判断该人群的饮食结构应是以肉食为主并辅以富含淀粉的块茎类植物,为研究我国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人群饮食提供了重要信息[17];李彦桢等对河南邓州王营东周楚墓人类牙齿磨耗与病理情况进行了探讨[18];冉智宇讨论了中国新石器时代龋病与生业经济的关系[19]。在牙齿的微观研究和检测分析方面,杨诗雨等对新疆吐鲁番胜金店墓地出土个体的臼齿颊侧微磨耗形态进行了观察和研究,认为该人群的食物结构以肉类食物为主,生计模式以游牧业为主,兼营种植类经济[20];广西新石器时代顶蛳山遗址出土的人牙表面有块根块茎、水生植物、豆类和野生谷物等植物微化石残留,表明该人群以采集的生活方式为主,植物性食物来源具有一定的多样性[21];新疆青铜至铁器时代的加依墓地人群牙齿表面残留小麦族、黍亚科、豆类以及块根块茎等植物淀粉粒,表明该人群的饮食具有广谱性,其生业结构中存在一定的种植经济[22]。此外,由森对吐鲁番加依墓地古代人群的牙齿残留物进行了淀粉粒分析[23];对青海喇家遗址的古代居民牙齿上的淀粉粒和植硅体分析研究表明,黍、粟、小麦、块根块茎等植物是他们的主要食物来源,这一发现为厘清东亚与西亚之间的作物相互交流关系提供了新证据[24]。
3、疾病与健康
在疾病与健康研究方面,贺乐天等首次鉴别诊断了新疆洛浦县城山普拉古墓群中一例个体的骨转移癌[25],并探究了环境相关的致癌因素问题;王安琦等在新疆塔城地区加尔肯加尕墓群中,发现了一名患有外伤性膝关节强直的中年男子[26],丰富了我们对“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日常活动风险的认识,也为了解游牧社会中残疾人的生活护理和社会照顾状况提供了线索;周亚威等对陕西西安幸福林带遗址出土的唐代人骨遗存上的梅毒病理特征进行了鉴别诊断,对梅毒传播路线的“哥伦布假说”提出了挑战[27],并且梳理了密螺旋体疾病的起源、传播以及古代诊疗手段[28];韩涛等对山西翼城大河口遗址中男女两性人群的椎体疾病进行了性别差异分析,基于生理、社会经济角色的不同,阐述了社会文化和生理因素对健康状况的影响[29]。de Joux Sunday对河南郑韩故城附近三个东周时期人群的牙釉质发育不全特征进行分析,探讨了性别差异、社会不平等和母婴关系与牙齿疾病的联系[30]。
在骨骼材料研究之外,崔银秋等总结了国内外近十年古代病原微生物基因组技术发展和重要研究成果,并提出了古病原微生物研究所面临的挑战以及未来的研究前景和方向[31],深化了古病理学和考古学的研究内容,为我们今后探索古代疾病的多学科融合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4、稳定同位素分析
稳定同位素分析主要包括对碳、氮同位素的分析重构食物结构,以及通过对锶、氢、氧等同位素的分析来讨论人类迁徙行为,此外还包括对稳定同位素研究方法的总结和探讨[32,33]。
通过碳氮同位素构建古代人类饮食结构的研究主要涉及云南学山遗址青铜时代居民[34]、大阴洞遗址先民[35]、湖北荆州望山桥1号墓和黄家台18号墓楚国贵族[36]、山东海岱地区史前先民[37,38]、山西大同金茂府北魏平城先民[39]、横水墓地先民[40]、陕西虫坪塬遗址东周时期先民[41]、黄陵寨头河与史家河墓地先民[42]、甘肃马鬃山遗址先民[43]、拓跋鲜卑各时期遗址出土人骨[44]、新疆营盘墓地居民[45]、和静县莫呼查汗遗址人群[46]、阿勒泰地区青铜—早期铁器时代居民[47]、河南郑洛地区仰韶晚期人群[48]、小双桥遗址商代居民[49]、龙湖国棉一厂遗址东周至两汉时期人群[50]、河北张家口白庙墓地东周人群[51]、浙江余姚田螺山遗址与江苏邳州梁王城遗址先民[52]。此类研究为探讨农作物的起源、人群饮食习惯的改变、生业模式的转化、食物结构的等级差异、贸易交流以及资源利用与社会复杂化提供了重要的同位素证据。
此外,通过锶、氧、硫等同位素重构古代人类迁徙活动的研究。主要有张兴香等对贵州威宁中水遗址群出土人类个体的牙齿牙釉质的同位素分析[53],对郑州商城宫殿区内的头骨沟人骨的锶同位素分析[54],以及对新疆营盘人的头发、牙齿、肌肉、骨骼的稳定同位素分析[55],此类研究对分析人群的迁徙状况、人群来源提供了进一步的科学证据。
5、人类文化习俗与社会现象
在人类文化习俗与社会现象研究方面,开颅术和人工颅骨变形仍然是国内同行关注较多的问题。此外,缠足、拔牙以及特殊丧葬习俗和文化现象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李海军等在新疆柴窝堡墓地出土的人类穿孔头骨上发现了存在于中国的第四种穿孔技术:钻孔—切割法[56,57];杨诗雨等则对中国西北部甘青地区马排墓地出土的两例先羌人穿孔颅骨进行了生物考古学和实验考古学的研究[58]。随着国内穿孔颅骨标本的不断丰富,关于颅骨穿孔的起源、时空分布、技术传播路线和文化内涵愈加清晰。倪喜军团队报道了一例在黑龙江哈尔滨附近水下采砂场发现距今1.1万年的成年男性人工变形颅骨—松花江人2号[59],松花江人2号男性颅骨与东北亚地区已发现颅骨变形个体的变形方式一致,表明该文化现象在东北亚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对于揭示颅骨变形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起源和传播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李法军等对天津蓟县桃花园墓地明清时期缠足女性的足部骨骼进行了骨骼形态学研究[60];赵永生等对海岱地区史前居民的拔牙习俗进行了梳理[61];赵东月等初步探究了四川会理猴子洞新石器时代遗址人群的拔牙风俗[62];刘琳琳根据陕西旬邑西头遗址南头村地点陶器上的指纹痕迹,探讨了该遗址龙山时期和西周时期先民的劳动分工情况以及以家庭为单位的独立式生产方式[63];李楠等结合考古学背景资料和古籍文献对陕西周原齐家东墓地发现的一名西周时期刖刑受刑者进行研究,对施刑工具、受刑过程以及这名被刖之人的刑后护理、职业、生活及社会包容等方面做了详细的推断和论证[64]。
对考古遗址中的社会现象进行多学科关注是本年度的一个研究亮点。王安琦等结合人类骨骼考古学、死亡考古学以及临床医学的研究方法,对新疆吐鲁番加依墓地发现的四座母婴合葬墓进行了综合研究[65];李楠等对陕西周公庙遗址的葬人现象进行探析[66];倩倩等对渤海未成年人埋葬习俗进行了探讨[67];赵东月等对陕西沣西曹家寨墓地清代平民的人口结构进行了分析,探讨了清代的婚姻形式、平民阶层的家庭结构,以及“溺女婴”风俗[68];梁坤围绕鲁中南地区大汶口文化三个遗址中人群性别比和年龄结构,结合随葬品和生产工具,从人口结构和性别角度进一步探究大汶口文化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等问题[69];周亚威等对内蒙古哈民忙哈遗址的人骨埋藏现象和遗址性质进行了多方面的综合推测[70];赵丛苍等也从古代防控疫病的角度出发,对庙子沟遗址和哈民忙哈遗址遭遇的瘟疫做了进一步的考察[71]。
近年来,随着学科交叉融合的深入,生物考古学研究方法和技术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更新。线性测量和宏观肉眼观察仍然是骨骼形态学研究中的基本方法,但在骨骼形态的数字化研究方面,魏偏偏聚焦于三维虚拟技术,从原理、方法和应用的角度,梳理和评述了三维虚拟技术在古代先民社会生活面貌、医疗状况、移民与迁徙以及个体生活等相关领域的研究应用[72]。对于古病理学研究来说,X射线影像学检查、计算机体层成像(CT)已经较多地应用在骨骼内部形态、结构和密度的检验中,超景深电子显微镜的应用也拓展了对骨骼微观结构的观察视野;de Joux Sunday在牙釉质发育不全的研究中使用新的MicroPoly Sharp 软件程序,应用微多项式技术来识别唇侧釉质表面横截面上的显著偏差;杨诗雨等人在对甘青地区马排墓地穿孔颅骨的研究中尝试了实验考古学的方法,通过自制石器并在现代猪头骨上进行钻孔实验,以测试钻孔工具和钻孔方法。此外,在部分历史时期生物考古学研究中,作者将骨骼研究结果与历史学、考古学背景资料深度贴合,以期更加立体而全面地阐释古代人群的生存图景,均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在未来的研究中,结合其他学科领域的范式和方法,推进新技术的尝试与应用,将进一步拓展生物考古学研究的深度。
从研究对象的时空分布上来看,本年度的生物考古学研究有了较大的拓展。时间上,研究对象的总体年代范围跨度较大,涵盖了距今11000年以来的人类骨骼标本,以新石器时期和商周时期为主;空间上,研究材料分布于20多个省份,以北方地区为主,其中以新疆、陕西、河南、山西、山东较多,而南方地区的材料多见于浙江、广西、云南、湖北、江苏、贵州、四川等省份。
生物考古学研究对象的时空分布与人类骨骼的保存条件紧密相关,广大南方地区由于自然环境对骨骼保存不利,残存牙齿、骨片等仅可供开展有限的研究,然而随着研究角度的更新和方法技术的成熟,未来有望于从碎片化的骨骼遗存中获取更多信息,在研究材料空间上实现各区域全覆盖。此外,以往明清时期的骨骼材料由于年代较近受到的关注较少,本年度也有部分研究以清代甚至民国时期的骨骼材料作为对象,特定的历史时期的骨骼研究有不同的侧重点,时代较晚的人类骨骼材料与丰富的文献记载相互印证,往往能从新的角度对生物考古学问题进行深度阐释。
四、研究人员构成
本年度研究成果中,大部分作者来自于国内高校考古院系、科研机构以及地方考古研究院(所)等单位。部分研究成果,特别是古食谱和古病理学研究中,合作研究者往往还涵盖了来自环境、地理、医学、生命科学等学科单位的科研人员,这同时也反映了生物考古学研究的多学科交叉趋势。此外,本年度研究成果也充分展现了合作研究“走出去”与“引进来”的现状,我国研究人员参与到国外考古遗址出土遗存的研究,诸如王天一等通过对来自中世纪英国剑桥奥古斯丁修道院不同身份个体骶骨沉积物的分析,探讨了中世纪英格兰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人群之间感染寄生虫的患病率[73];周立刚等分析了蒙古国西部和北部的不同身份等级匈奴人的食物结构,探讨了匈奴人的社会结构、生存策略以及跨欧亚大陆的文化传播和物质交流[74]。此外,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家的科研人员也参与到了我国生物考古学的研究中来。这反映了近年来生物考古学研究国际化合作程度不断加深的趋势,来自不同国家、有着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人员交叉合作,能够从问题导向、研究视角、方法技术等方面为我国生物考古学研究的发展提供更加多元化的支撑。
五、展望
随着我国生物考古学的不断发展,在研究材料、研究思路、方法技术、国际合作等方面都展现出良好的势头,在研究成果的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有较大程度的提升,但从世界范围内生物考古学的发展状况来看,我国探究仍然存在主题相对固化,对研究材料的信息发掘深度不够的问题,需要继续推进“全骨骼”和人群“生命史”的系统研究。新技术和新方法的运用方面缺乏学科间的深度交叉,需要不断推动自然科学方法在生物考古学研究领域的全面应用。我国生物考古学研究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珍贵数据,但从本年度的研究成果上来看,大部分成果仍然是案例研究,缺乏对普适性问题的深入探讨和对理论方法问题的原始创新,这将是未来我国生物考古学发展急需突破的瓶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们运用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化学、地学、物理学等前沿学科的最新技术分析我国古代遗存,使中华文明探源有了坚实的科技分析依据,拓展了我们对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认知”,这一重要论述也为生物考古学科未来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生物考古学研究要不断加强统筹规划和科学布局,拓宽研究材料的时空覆盖范围,积极推进多学科交叉融合,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地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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