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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第37卷 第02期    刊出日期：2018-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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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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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37(02):  158-158. 

摘要 ( 1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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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新智先生对中国古人类化石特征及演化的研究发现,在整个更新世时期中国古人类化石具有一系列共同特征,并呈现镶嵌性表现特点;同时,部分中国古人类化石上有少量本土罕见但欧洲很常见的特征。基于这些发现,吴新智先生提出"连续进化附带杂交"解释中国地区的古人类演化。这张图展示了在北京周口店、陕西大荔、

卡氏尖在中国古人类化石中出现及其演化意义

刘武;周蜜;邢松

2018, 37(02):  159-175. 

摘要 ( 702 )   PDF (1167KB) ( 1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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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与亚洲古人类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人类演化研究的关注点。基于对化石形态的研究,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与欧洲古人类之间在更新世中、晚期存在一定程度的基因交流,并提供了支持基因交流的系列形态证据,但古人类学界对其中一些形态特征的人群属性、功能意义及形成机制存在不同认识。本文采用釉质外表观察和CT扫描方法对卡氏尖在98枚中国古人类上颌臼齿化石的出现和表现情况进行了数据统计和分析,并与非洲和欧洲古人类进行了对比。本研究发现卡氏尖在中国古人类具有较高的出现率(27.6%-62.5%)和多种形态表现。此外,在多枚中国古人类上颌臼齿发现两个通常只出现在在黑猩猩和非洲早期人类的原始卡氏尖表现:齿带-原尖脊和齿冠舌侧横行沟及屋檐状结构。基于这些发现,作者支持卡氏尖是从猿类,经过不同演化阶段的古人类,一直延续到现代人的一个古老特征的观点。卡氏尖在中国古人类的表现特点提示出现在中国古人类的卡氏尖更有可能是古老原始特征的残余。本研究显示,卡氏尖在中国与欧洲古人类都具有较高出现率,而卡氏尖在中国古人类的表现程度较同时期欧洲古人类更为显著。因此目前还没有足够的可信证据支持卡氏尖是中国与欧洲古人类之间基因交流的造成化石形态特征。

东亚现代人来源的考古学思考:证据与解释

李锋;高星

2018, 37(02):  176-191. 

摘要 ( 428 )   PDF (5046KB) ( 2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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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的起源与扩散是当今古人类学界极具争议的问题。目前,"多地区进化"假说和非洲起源为主的"同化"假说是该争议的两大阵营。在"多地区进化"假说的基础上,立足中国的化石材料,吴新智提出了中国乃至东亚古人类"连续演化、附带杂交"的假说,认为中国的现代人主要由本地古老类型人类演化而来。本文从现代人扩散关键时段的考古材料出发,讨论氧同位素5～3阶段(大约13～3万年)考古材料在研究中国现代人形成中的作用和存在的挑战。首先,概括介绍现代人起源的主要假说和现代人扩散的假定路线——南线和北线的多重证据;其次,在此背景下,通过对中国境内考古材料的概括,分析不同石器技术可能反映的现代人来源;最后,简要探讨立足考古材料研究现代人起源与扩散的挑战。总体而言,氧同位素5～3阶段的旧石器考古材料支持中国北方南部和中国南方古人类的连续演化,同时也指示了非洲扩散而出的现代人人群自西北地区和南方地区进入中国的可能性。该模式支持中国古人类"连续演化、附带杂交"假说,然而我们也认识到中国现代人起源研究的考古基础仍十分薄弱,使用考古学材料研究现代人扩散的理论基础也需探讨。目前,细化、完善基础考古数据仍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和古人类学学者努力的主要方向之一。如此,我们才能够更加有效地将人类化石与考古学证据融合,进而结合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更为全面地理解现代人的起源与演化。

河南栾川发现直立人化石及其演化意义

赵凌霞;李璇;顾雪军;杜抱朴;史家珍;高星

2018, 37(02):  192-205. 

摘要 ( 369 )   PDF (5257KB) ( 1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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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考古研究院2012年5月至10月在栾川孙家洞作抢救性发掘,于原生层位发现古人类化石,同时伴有大量哺乳动物化石,以及少量人工石制品。根据伴生动物群的初步鉴定,栾川古人类的生存时代为中更新世。6件古人类化石代表3个个体:1个成年人和2个未成年人,未成年人的牙齿生长发育阶段分别与6～7岁和11～12岁的现代青少年相当。栾川孙家洞古人类牙齿具有一定的原始性,明显区别于现代人,其形态大小位于周口店直立人牙齿的变异范围内,可归入直立人的形态范畴;同时具有东亚古人类及现代蒙古人群的地区性特征。基于幼年个体上下颌骨的牙齿发育,推测栾川古人类第一臼齿萌出年龄可能接近6岁,提示具有接近于现代人的牙齿生长模式和生活史特点。栾川中更新世古人类化石的发现为中国古人类连续演化假说提供了新证据。

史前古人类之间的基因交流及对当今现代人的影响

张明;付巧妹

2018, 37(02):  206-218. 

摘要 ( 683 )   PDF (1452KB) ( 3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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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DNA实验技术及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出现和发展,使得直接从古老化石中进行遗传物质的提取及测序成为可能,与古人类相关的基因组学研究因此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已灭绝的古老型人类(如: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与非洲以外现代人之间基因的相互影响已被诸多证据所证实。研究表明,在史前时期,早期现代人向非洲以外地区扩散时,遭遇到了现已灭绝的古老型人类,他们在同一时空内长期共存,并发生了基因交流,有一部分古老型人类基因因此流向了现代人,有些基因一直流传至今,对当今现代人的基因组成产生重大影响;此外,不同古老型人类之间也存在基因交流;而早期现代人也对部分古老型人类的基因组成造成了影响。化石与古DNA信息的证据均表明,史前各种人类之间的基因交流在多个地区发生多次,他们的基因交流共同构建了当今现代人的基因库,并在生理机能、形态和疾病发生率等方面对现代人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许昌人遗址研究的新收获及展望

李占扬;李浩;吴秀杰

2018, 37(02):  219-227. 

摘要 ( 277 )   PDF (759KB) ( 2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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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人遗址位于河南省许昌市灵井镇,2005-2017年发掘,揭露面积500余平方米,2007、2014年在9号探方出土包括2颗"许昌人"头骨在内的5个古人类个体,大量的石制品和21种哺乳动物化石。头骨具有东亚古人类、欧洲尼安德特人和早期现代人的镶嵌特征,可能代表一种新型的古老型人类。石制品研究显示,石核类型多样,且以小型双锥形盘状石核为特色;小型工具类型分异明显、加工精细,显示出不同于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的工具技术,而与西方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工具技术上的特点较为一致。此外,遗址出土7件软锤工具,以动物长骨或鹿角为原料,用以修理石质工具。软锤工具的发现,对于认识中国旧石器时代技术的发展有重要意义。通过对遗址形成过程的分析,"许昌人"生活时期的沉积环境经历了三个阶段:下部灰绿色滨湖相粉砂堆积所指示的水流动力相对较弱的沉积环境,中部综红色粉砂堆积所指示的水流动力相对较强的沉积环境,以及上部浅棕红色粉砂堆积所指示的相对冷湿、水动力仍然较强的沉积环境。尽管存在水动力强弱上的相对变化,但水动力总体上并不大,以低能量水流为主,文化遗物属于原地埋藏。今后将开展人类艺术行为能力、古人用软锤和压制法制作石器的技术、动物埋藏学和年代学等方面的深入研究。

现代各主要人群额骨3D几何形态的对比

崔娅铭

2018, 37(02):  228-240. 

摘要 ( 360 )   PDF (5582KB) ( 1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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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骨是连接面颅和脑颅的重要头骨组成部分,关于现代各个人种的额骨形态是否存在明显的差别,这些人种额骨的基本形态如何,变异范围以及与其他人群的相似与差异等问题都尚未完全厘清。而额骨的很多特征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很难进行测量和准确的描述比较。鉴于这些问题,本文将采用基于三维表面半标志点的几何形态测量方法,研究东亚现代人额骨的表面形态及其变异范围,并与欧洲,东南亚,美洲,非洲以及澳洲的现代人群的额骨形态进行对比,为对比不同人群的形态研究建立基础数据。结果显示,额骨形态的变异主要表现在:1)额骨鳞部的额结节和正中矢状脊共同向前隆起或回缩以及相对额骨宽度;2)眉弓的粗壮程度,额结节的侧向发育程度和正中矢状脊的发育情况。为了进一步揭示中国现代人与其他人群在额骨形态上的关系,本文还探讨了额骨大小在不同人群中的差异。结果显示,东亚现代人和欧洲现代人额骨中心大小值的中位数最大,澳洲现代人的最小。东亚现代人的额骨形态与澳洲,欧洲和非洲均有非常显著的差异。为了检验额骨的形态是否与遗传距离一致,作者还对额骨形态距离和遗传距离做了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不同人群的额骨形态与其遗传距离呈显著的相关性,说明本研究结果中不同人群额骨形态上的差异大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遗传距离,并可能进一步反映人群历史。东亚现代人的额骨平均形态在与各个人群比较过程中表现出一致性特征,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亚现代人群的进化过程是相对独立的。未来额骨的三维几何形态测量可通过扩大标本数量进一步探讨不同性别和不同演化阶段之间的差异。

人体成分研究概览

席焕久;李文慧;温有锋;刘莹莹

2018, 37(02):  241-252. 

摘要 ( 293 )   PDF (497KB) ( 1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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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体成分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为了庆贺吴新智院士九十华诞并回应学者们在中国解剖学会人类学专业委员会(呼和浩特)召开的体成分会议上提出的问题,推动我国体成分的研究,本文搜集了国人1985年以来在国内外发表的730篇体成分方面的研究文献,内容涵盖研究方法及其有效性、体成分的应用、人的体成分的差异以及理论等方面并与当前国际最新研究进展进行对照分析,找出我们的差距并提出今后的建议。

藏北尼阿木底遗址发现的似阿舍利石器——兼论晚更新世人类向青藏高原的扩张

王社江;张晓凌;陈祖军;仪明洁;葛俊逸;达娃;何伟;张建林;栗静舒;洛桑;哈比卜;李林辉;高星

2018, 37(02):  253-269. 

摘要 ( 294 )   PDF (5020KB) ( 2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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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夏,在藏北那曲地区申扎县羌塘高原旧石器调查中,从规模恢弘的尼阿木底遗址地表暴露的、数以万计的石制品中,分别采集到似阿舍利类型"手斧"9件和"薄刃斧"2件。本文对尼阿木底遗址所见的这类器物进行了细致的观察与分析,认为它们只是旧石器时代晚期勒瓦娄哇技术产品的石核,或偶尔为之的、与手斧和薄刃斧形似的石制品,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手斧与薄刃斧。尼阿木底遗址不存在从选料、剥片、加工出成品,到使用、损坏和废弃等各个阶段的、明确的阿舍利类型石器工业产品生产体系的工艺链条,换言之,在尼阿木底生活的古人脑海中,并不存在一个加工阿舍利类型手斧和薄刃斧等工具的"概念模板"(Mental template)。联系到青藏高原其他地区以前所报道的同类材料,我们认为在青藏高原腹地目前所见的旧石器遗址中,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阿舍利石器工业类型的遗存。晚更新世末期时,来自于印巴次大陆方向的早期占领者,沿着喜马拉雅山脉、冈底斯山脉和昆仑山脉三条东西走向的巨大山系之间的通道,自高原西南方向开始向高原腹地扩张,其间阿舍利石器工业技术在非洲和欧亚大陆早已消弭,当时的青藏高原腹地并不具备重新产生该类石器工业技术的土壤。

基于DNA分子的现代人起源研究35年回顾与展望

雷晓云;袁德健;张野;黄石

2018, 37(02):  270-283. 

摘要 ( 353 )   PDF (4847KB) ( 3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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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有学者首次发表现代人线粒体DNA进化树,认为现代人可能起源自亚洲。1987年,又有学者按照分子钟假说得到线粒体在10-20万年前出自非洲的推论。随后,以分子钟为前提的Y染色体和常染色体DNA研究也支持了出非洲的结论,该结论逐渐成为分子进化领域的主流理论。2010年,对尼安德特人常染色体基因组的研究指出其对现代人有遗传贡献,这颠覆了人们先前关于现代人只来源自非洲,其他大洲的当地古人被完全取代的认知。目前,单地区起源说已经被修正为同化说。尽管学界对非洲人遗传多样性最高这一现象有共识,但是对该现象的不同解读却可以得出两种迥然不同的结果,现代人出亚洲说和出非洲说。大量研究证实基因组的大部分序列是有功能的,并处在遗传变异水平的饱和态,这质疑了中性理论以及由它推导的现代人出非洲说的合理性,而中性理论的提出恰恰是用来解释并非普遍存在的分子钟的。近年来已经有研究者从新理论的角度解读遗传多样性的饱和态和线性态,人们对现代人起源的认识将会进一步加深完善。

安徽东至华龙洞古人类遗址哺乳动物化石的初步研究

同号文;吴秀杰;董哲;盛锦朝;金泽田;裴树文;刘武

2018, 37(02):  284-305. 

摘要 ( 626 )   PDF (5216KB) ( 2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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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龙洞遗址发现于2004年,先后于2006和2014～2017年进行了5次发掘,期间发现了若干古人类化石和大量哺乳动物化石;本文是对2014～2016年出土哺乳动物化石的初步研究成果。目前已鉴定出8目24科43种(含未定种)哺乳动物,其中以偶蹄类化石最丰富。化石保存状况较差,以碎骨为主,牙齿较少,完整骨骼更少;但骨骼上鲜见啮齿类啮咬痕迹。华龙洞动物群与南京汤山猿人遗址、和县猿人遗址及重庆盐井沟等动物群较为相似,尤其是与和县猿人遗址及南京猿人遗址动物群最为接近,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1)都含古人类化石;2)都不含第三纪动物群的孑遗分子;3)都含有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的主要成员(大熊猫、剑齿象、巨貘及猪獾等),同时也都含一定量的北方属种,但华龙洞含北方成分相对较少,只发现翁氏麝鼩、麝鼹、变异仓鼠、布氏毛足田鼠、棕熊、李氏野猪、葛氏斑鹿及大角鹿等,华龙洞的大角鹿是该属分布最靠南的地点;4)都含有剑齿象而不含晚更新世常见的亚洲象;5)都含有大量头后骨骼,与以含单个牙齿为主的其它南方洞穴迥然有别。从化石保存状况及属种组成判断,华龙洞堆积时代与和县猿人遗址最为接近,也是中更新世。由于遗址尚未完全暴露,其堆积性质尚不清楚;但从蝙蝠类化石判断,很可能与洞穴堆积有关。

旧石器时代考古与栖居及生计形态分析

陈淳;张萌

2018, 37(02):  306-317. 

摘要 ( 272 )   PDF (577KB) ( 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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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打制石器本身所含的人类行为信息比较有限,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应该引入文化生态学的理论方法,从宏观的生态位、中观的遗址域和微观的居住面分析来充分提炼古人类觅食方式和资源利用的信息。本文介绍了栖居(聚落)形态和遗址域概念的方法论及意义,并用墨西哥瓦哈卡河谷圭拉那魁兹的研究案例来说明这些概念在人地关系研究和农业起源研究中的重要性。文章呼吁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要从低端的分类描述转向人类环境和行为的重建,以期令我们的研究水准跻身世界先进水平。

山西晋中小南庄墓地人骨的C、N稳定同位素:试析小麦在山西的推广

唐淼;王晓毅;侯侃;侯亮亮

2018, 37(02):  318-330. 

摘要 ( 243 )   PDF (715KB) ( 1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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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何时何地对中国北方传统的粟黍农业产生影响是近些年学术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相关研究表明,小麦对中国北方不同地区粟黍农业的影响存在时间上的差异。古文献及考古研究表明,小麦在龙山时期就开始在中国北方地区出现,但直到东周及其后才逐步对粟黍农业产生显著的影响。为了探索小麦在东周时期在山西地区推广的程度和其对先民食物结构和生业经济的影响程度及其背后的内在动因等,本文选取晋中小南庄墓地东周时期人骨进行了C、N稳定同位素分析,结果显示先民的δ~(13)C值和δ~(15)N值都比较集中(δ~(13)C值的范围为-9.0‰～-7.5‰,均值为-8.0‰±0.4‰,n=16;δ~(15)N值的范围为9.0‰-11.7‰,均值为10.5‰±0.9‰;n=16),说明他们以C_4类食物为主,也有少量C_3类食物,但动物蛋白消费有所区分。据他们对动物蛋白占有的不同,晋中小南庄墓地东周时期人至少可以划分为两个经济群体,第一个群体可能从事农耕经济,第二群体可能从事畜牧经济。从事农耕经济人群的食物中的C_3食物应该主要来源于小麦,这说明小麦在东周时期开始在晋中地区有所推广。小麦在山西地区的推广、种植和使用,对传统的粟黍农业产生了相应的影响,使得先民种植农作物的种类有所增加,这应该加快了秦汉时期农业高峰期的形成。然而,山西地区小麦的推广相对缓慢,这可能与当地根深蒂固的粟黍经济和饮食习惯密切相关。